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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前輩與新中國】鄧寶珊:北平和平解放的“鑰匙”      徐慶康    2019年10月28日09:56

鄧寶珊(1894-1968),名瑜,字寶珊,甘肅天水人,1953年加入民革。曾任國防委員會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長等職。民革第三、四屆中央副主席,民革甘肅省委會第一至三屆主委。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軍在北平舉行隆重的入城式。上午10時,4顆信號彈騰空而起,莊嚴的入城式開始了。行駛在隊伍最前頭的是載有巨幅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畫像的指揮車,后面緊跟著整齊的軍樂隊、裝甲部隊、炮兵隊、步兵隊、騎兵方隊。古都北平城沉浸在狂歡中,到處人山人海、紅旗飄揚、彩旗翻飛,飽受苦難的人們載歌載舞,以各種形式歡慶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讓這座文化古都免于戰火涂炭,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為新中國定都北平奠定了基礎。在這個過程中,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傅作義、鄧寶珊功莫大焉。鄧寶珊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當時北平《新民報》發表文章《北平和談的一把鑰匙——鄧寶珊將軍》,上海《大公報》通訊也稱“只有鄧寶珊這把鑰匙能夠打開傅作義的鎖”。

“傅之靈魂是鄧寶珊”

1948年底的北平,大戰在即,古都危在旦夕。在遼沈戰役結束、淮海戰役正在勝利發展之際,中共中央決定由林彪、羅榮桓和聶榮臻指揮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第二、第三兵團共100萬人,聯合發動平津戰役,在北平、天津、張家口地區對國民黨軍進行大規模的分割包圍。為避免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和文物古跡遭受損失,中共中央積極爭取和平解決北平問題,采取了“圍而不打”“隔而不圍”的戰略,布下天羅地網,使國民黨軍隊完全陷入人民解放軍的大包圍圈中。面對時局,傅作義本著為歷史負責的態度,早在1948年11月上旬,由長女、中共地下黨員傅冬菊通過中共地下人員王漢斌給中共中央、毛澤東發了密電,提出和平解放北平問題的試探。12月15日,傅作義派出了《平明日報》社長崔載之為代表出城談判。

為打破傅作義的幻想,中共采取了“以戰促和”的方式,很快傅作義控制的地區已經從整個華北收縮到京津塘三個孤立的城市,他賴以起家的部隊被殲滅。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將傅作義與蔣介石等一同列為罪大惡極的頭等戰犯。傅作義本來擔心和平解放后得不到中共諒解,現在把他列為戰犯,精神上刺激就更大了,思想上也想不通,情緒非常低落。

正在傅作義一籌莫展,徘徊、焦急、苦惱之時,12月底馬占山登門訪晤,開門見山的說:“東北已經完了,平津已經深陷重圍,你究竟打算怎么辦?我看你把寶珊找來,讓他為你出主意吧。”傅作義、鄧寶珊、馬占山是“桃園結義”的拜把兄弟,鄧寶珊向來以“善于調停、折沖樽俎”聞名,且政治眼光獨到過人,處事沉穩、能言善辯、靈活性強,且時任華北“剿總”副司令,深受傅作義信任。同時,鄧寶珊還和中共交誼深厚,抗日戰爭期間,他在榆林地區抗擊日軍西侵、支撐北線、保護陜甘寧邊區,毛澤東同志曾寫信給他,說“八年抗戰,先生支撐北線,保護邊區,為德之大,更不敢忘”。傅作義左思右想,最終采納了馬占山的建議,馬上派專機把鄧寶珊接來北平,作為真正能夠代表他進行談判的人選。

針對傅作義的擔心和顧慮,鄧寶珊經過多方了解和深入分析后認為:北平的民心、軍心渴望和平,厭惡戰爭,這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同時,傅的部隊控制了北平的制高點——景山,很多要害部位和城門也是傅的部隊把守,北平基本由傅的部隊控制,估計蔣系部隊和特務不敢搗亂,不會出什么大問題。鄧寶珊表示:“只要你下決心和平解決,其他一切具體問題,包括你個人前途問題,都由我去談判解決。”

鄧寶珊一番肺腑之言掃清了傅作義的思想顧慮,在以后的十幾天里,傅作義和鄧寶珊經過反復商議,進一步明確了所面臨的形勢,分析了傅作義部下和北平其他國民黨部隊的情況,設想了和平解放北平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各種事變的應變措施。

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電命林彪、羅榮桓、聶榮臻,明確說希望傅派一有地位能負責之代表偕同崔載之及張東蓀一道秘密出城談判。傅作義派華北“剿總”少將處長周北峰偕同張東蓀進行第二次和談。這次和談后,傅作義看完了會議紀要,只是唉聲嘆氣,搖搖頭說:“談的問題還不夠具體,沒有明確表態。”

紀要規定,1月14日前為答復的最后時限。11日,傅作義電告林彪,將派鄧寶珊作代表再次出城談判。毛澤東主席聽說后指示:“傅之靈魂是鄧寶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來談判,表示高興,并致歡迎之意。”

達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

1949年1月13日,鄧寶珊作為全權代表與周北峰出城,經清河鎮到達五里橋,與林彪、聶榮臻、羅榮桓談判。為加快和談,14日解放軍發起了對天津的總攻,僅僅用了20多個小時就順利解放了天津,活捉傅作義的親信陳長捷,這大大打擊了傅作義在談判中的信心和資本。

由于鄧寶珊了解中共的政策,并真正知道傅作義的想法,所以談判進展比較順利,很快達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初步協議》,電達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等領導后,毛澤東主席表示:“經鄧先生達成的協議是可行的,我們對鄧先生完全信賴。”

1月16日,雙方在初步協議上簽字。此后,雙方又經過多次磋商,達成了正式協議。1月21日,傅作義在《關于和平解放北平問題的協議》上簽字。雙方協議:開出城外的傅作義所部全軍在大約1個月后開始改編為人民解放軍。雙方又協議在過渡期間,北平市內的各級行政機關、企業機關、銀行、倉庫、郵電機關、報社、學校、文化機關等,一律暫維現狀,不得損壞,聽候處理。22日開始,國民黨軍隊開始撤出北平,31日撤退完畢。1月31日,人民解放軍開進北平接管防務,北平獲得和平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懷抱。鄧寶珊在和談中充分發揮了他的才智。1月16日,毛澤東見傅作義還有所保留,為了敦促和談進度,起草了《最后通牒》。這是一封討伐傅作義的書信,措辭嚴厲且尖銳,歷數傅作義3年內的罪行等,表示還要追討其內戰責任。但在通牒到達前,談判已成功了。鄧寶珊看完信后,擔心傅作義受不了,會貿然行事來個“玉石俱焚”,搞不好和談會前功盡棄,他對中共代表說:“傅作義不一定會受得了,我決定回去后,暫時不把信交給傅作義將軍。”這個建議得到了林彪、羅榮桓和聶榮臻的同意和支持。這封主席的信,就這樣被“扣留”下來。不出所料,傅作義后來看到這份“通牒”大發雷霆,心情之壞比當初看到“戰犯名單”時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因協議已簽,已成定局,只能作罷。

北平和平解放的意義十分重大,不僅保護了聞名于世的文化古城、文物古跡,還保護了兩百多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而且為未解放地區樹起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方式,成為后來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等地的范例,大大促進了解放戰爭勝利的進程。

1949年2月22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西柏坡親切接見了傅作義、鄧寶珊,熱烈歡迎他們站到人民一邊的正義行動,充分肯定了他們保護千年古都的珍貴文物、建筑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以及為人民解放戰爭作出的貢獻。3月,中共中央遷到北平。3月25日下午毛澤東同志在西苑機場檢閱人民解放軍,特邀傅作義、鄧寶珊參加檢閱。4月1日,傅作義向全國發表通電,表示擁護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

參加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

鄧寶珊作為特別邀請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他在會上發言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全國人民的熱烈盼望下,在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熱烈盼望下,勝利地召開了,這是一件歷史上空前的大事。英勇的中國人民不僅打垮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還打垮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統治,而且開始建設自己獨立、民主、和平、幸福的新中國。我愿意勸告西北、西南、華南、臺灣等待解放區的真正的愛國分子,不要徘徊、不要猶豫,趕快沖破黑暗,走向光明,堅決的、毫無保留的向人民靠攏。各位代表先生們,今天我們中國有了這樣一位英明的人民領袖——毛主席,有了這樣一個堅強的人民政黨——中國共產黨,有了這樣一支無敵的人民軍隊——人民解放軍,有了這么多為統一戰線奮斗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以及四萬萬七千五百萬覺醒的人民。我堅決地相信:獨立、民主、和平、繁榮的新中國必將永遠屹立于世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和朱德舉行宴會,專門宴請了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鄧寶珊等26位國民黨起義將領,李濟深、周恩來、劉伯承、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等作陪。席間,毛澤東幾次舉杯慶祝到會的原國民黨軍將領舉行起義和響應人民和平運動的功績,他說:“由于國民黨軍中一部分愛國軍人舉行起義,不但加速了國民黨殘余軍事力量瓦解的速度,而且使我們有了迅速增強的空軍和海軍。”

10月1日,鄧寶珊應邀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鄧寶珊深有感觸地說:“我甲午戰爭那一年出生的,可以說生于憂患,也是飽經憂患。現在,我能夠親眼看到新中國屹立于世界,中華民族再也不受帝國主義凌辱,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欣慰和自豪。”

新中國成立后,鄧寶珊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他出生在甘肅,又曾在甘肅任職,與甘肅各族各界都有交往,對于任命他為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對鄧寶珊說:“蔣介石不信任你,始終不讓你當甘肅省主席,我們要讓你回甘肅做甘肅省主席,相信你一定能做好工作。”同鄧寶珊在甘肅共過事的邵力子曾說:“從前,我曾三次向蔣介石舉薦你這個甘肅人擔任甘肅省主席,都沒有任命。共產黨一建國就啟用了你,可謂知人善任。”新中國成立初期,愛國民主人士擔任省主席的還有湖南省主席程潛,一時有“南程北鄧”之謂。

1950年1月8日,甘肅省人民政府成立,鄧寶珊就任主席,他出席成立大會并致辭說:“寶珊等于即日起就職視事,謹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及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忠勤為人民服務,為建設新甘肅而奮斗。”

在任期間,鄧寶珊“勤政愛民、造福鄉梓”,他從甘肅的實際出發,認真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以高度的責任感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他非常注重調查研究,為了掌握實際情況,他每年都用不少時間深入基層、接近群眾、體察民情,足跡遍及全省各縣。他對全省的農村工作特別是糧食工作特別關心,甘肅的糧食問題由于種種原因長期不能自給,不僅拖了工業的后腿,更使占甘肅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群眾的溫飽沒有保證,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也受到影響,這些都使鄧寶珊思想上壓力很大,因此他對發展農牧業、興修水利、植樹造林等有關農業發展的建設事業尤為關心,想通過解決干旱問題扭轉甘肅農業落后的狀況。全省大中型水利工程他幾乎都去視察過,對各地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設他也指示有關部門給予積極支持。他不顧年事已高,親自參加植樹勞動,揮汗如雨地干著,給干部群眾留下很深的印象。

鄧寶珊極力促成甘肅工業的發展,經常深入工業建設工地,參加義務勞動,慰問蘇聯專家,接待從事工程技術工作的知識分子,并與指揮建設的領導干部交談工程進展情況。天蘭公路、蘭新鐵路、白銀公司、劉家峽水電站、金川公司、酒鋼公司等建設,他都極為關心并多次親臨指導。早在舊時代,他就期望家鄉能夠解決民生問題,但動蕩的環境使他的期望終成泡影。新中國成立后,鄧寶珊建設甘肅的愿望一天天成為現實,當時甘肅是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重點地區,他親眼所見、親身經歷的“隴中苦瘠甲于天下”的局面開始發生變化,這給他帶來莫大的喜悅。他曾感慨地說:“從左宗棠辦甘肅機械局、蘭州織呢局到解放前,甘肅的近代工業沒有顯著的變化,民族工業自生自滅,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也辦得很不景氣。解放后僅僅10年,許多大企業就在甘肅建立起來了,這是最生動的新舊社會的對比。”

鄧寶珊認為,要改變甘肅的落后面貌,必須首先普及教育,大力培養各種人才。因此他非常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積極倡導和支持對文物古跡的維修保護、積極促成省博物館的建設,關心大中小學的建設和知識分子的工作、生活,并結交了許多高級知識分子摯友。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鄧寶珊提交了關于創建民族學院的提案,建議中央人民政府撥款在蘭州創辦可容納1000名學生的民族學院,招收各少數民族青年,培養少數民族干部。這一提案立即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不到兩個月,西北民族學院即在蘭州成立。

新中國成立初期甘肅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所取得的成就,凝聚了鄧寶珊的心血和智慧,為今天甘肅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人們親切稱鄧寶珊為“我們的好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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