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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春教授和他的“國學五書”     陶宏寬    2019年10月28日15:23

經過多年的求索、砥礪與醞釀,民革武漢市委會主委、武漢大學美學研究所所長彭富春教授的系列學術著作“國學五書”業已全部出齊。《論國學》(2014年)、《論老子》(2015年)、《論孔子》(2016年)、《論慧能》(2017年)、《論儒道禪》(2019年1月),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國學五書”格局恢宏、氣象闊大,總共約145萬言,其中《論國學》一書作為國家項目登上了對外傳播舞臺,其英譯版獲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立項。此前,該書韓文版已于2016年立項,并由韓國學者翻譯出版。由此看來,作者要與西方及東方其他民族學界交流、對話、互鑒的夙愿可望實現。

國學到底意指什么?中外學者歷來說法不一。彭富春教授從歷時性的維度特別強調,作為一門學科的命名,國學不僅只是因為中國傳統的學問除了具備人類知識的普遍性之外,還具有西學無法包容的獨特性,而且也是因為“中國意識的覺醒”。質言之,中國意識的覺醒就是中國靈魂的覺醒,中國精神的覺醒。如果說千年的中國中心意識是關于中國文化意識的話,那么儒家的仁愛天下、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佛家的悲智雙運就是它的根本。這使中華民族不僅不同于西方民族,而且也不同于東方的其他民族。如果要說近代以來所產生的中國意識是救亡圖存的中國危機意識的話,那么從當前急遽發展變化的現實來看,中國意識就已經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它不再是中國危機的意識,而是重振華夏氣勢的復興意識。因此,時代呼喚的就不再是舊的中國的智慧,而是提出一種新的中國智慧的可能。它既要回到傳統,也要走出傳統。彭富春認為:“中國意識的覺醒可以被稱為21世紀最偉大的人類事件之一,它不僅改變中國的歷史,而且也會改變整個世界的歷史。”

彭富春對于國學概念如此精致的辨析和深入的解讀,讓我們讀出了文字后面的思想與韻味。他對于經典歷史文本頗具新意的現代闡釋,更是詩思泉涌,精彩紛呈。眾所周知,中國智慧有自己的話語系統,給存在、思想和語言都賦予了非常獨特的規定,其歷史形態一般分為儒、道、禪三家。作為儒家思想的核心文本是孔子的《論語》,作為禪宗的核心文本是慧能的《壇經》,作為道家的核心文本是老子的《道德經》。這三家構成了中國歷史上精神世界的整體,彭富春對這三家的核心文本進行了新的獨到的闡釋。

經典文本中的豐厚意蘊和生存智慧,以清晰明白的方式闡發出極富思辨性的哲理,大致分為這四個步驟:第一,基于三種核心文本的原文,對其進行了忠實的現代漢語翻譯,譯文注重了語法、邏輯和修辭的完美表達,彌補了一般漢語譯本在這方面的不足,而使譯文的句子和段落所表達的意義更加完整、明晰和準確;第二,對于原文本的各章節做了深入細致的分析,不僅闡釋了各章節的核心思想,而且揭示了其內在關聯;第三,在解讀核心文本的基礎上,富有新意地重構了儒道禪三家各家思想的整體;第四,指出了各家思想的邊界,分辨了其死的東西和活的東西,并通過否定它們自身的某些東西而超越自身,讓儒道禪在當下講話,讓新的思想從經典文本中生長出來。

“國學五書”得到廣大受眾的青睞,其奧秘何在?彭富春說:“歷代研究儒道禪的書不少,但是很多都是在做注解,甚至是注解的注解,把各種注解集合在一起,某個字是什么意思,有幾種解法等。這些書可能有某種工具書的價值,但是沒有思想的價值。我寫的書,恰恰是沒有腳注,或者說,我是把那些腳注消化了。”由此看來,思想性國學是當下研究國學應有的取向,而思想性的前提是學術,是扎實牢靠的學術功底。

“國學五書”具有寬廣開闊的學術視野,新銳的前沿的學術視角。一方面它要考慮從中國看世界,另一方面還要考慮從世界看中國。在視角和立足點的轉換中,展現了國學的諸多側面和諸多層次,展示了國學思想的多元景觀,使人感到新鮮而富有活力。彭富春始終秉持這樣一種觀念,復古和簡單的西化絕對不是可供我們選擇的道路,他不僅主張中西對話,而且主張古今對話,旨在讓中國思想走出一條新的大道,使它一方面保持中國古老智慧的本源,另一方面又獲得現代的最新言說形態。

彭富春認為,全盤否定或者全盤肯定中國傳統智慧都是一種極端的做法,并不符合傳統智慧的真實情況。在“國學五書”中,他成功地運用了一般思想的原則,那就是與任何簡單否定或簡單肯定都沒有關聯的劃分邊界的批判。這種批判,旨在探索通往當代思想高峰和中國思想的道路,自然就會觸碰到中國思想的核心和一些重要命題,甚至還會觸碰到世界思想潮流的一般走向。比如,“國學五書”在對中國智慧的基礎和核心——“天人合一”進行了一種在區分邊界意義上的批判后,提出“天人共生”說。就天人關系而言,它主張天人共生;就人我關系而言,它主張人我共在;就心物關系而言,它主張心物一體。“天人共生”說,這其實是新的中國智慧的核心。在區分孔子“中庸之道”的邊界時,它構建了天人共生和人我共在的生生不息的天地人的生生之道。如果說生生之道是萬物之道的話,那么所謂的本體就是生本體(生生本體)。在中國思想史上,人們曾試圖建立不同的本體論,如氣本體論、理本體論和心本體論等。但所有這些本體論都是以某一特定的物作為本體,而理解和解釋其他的物。這并不能把握萬物自身的本性。唯有從生出發,人們才能找到理解萬物自身本性的通道。

“國學五書”還植根現實,針對世界圖形提出了對虛無主義、技術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批判。因為虛無主義否認了存在的基礎和目的,技術主義將人和萬物技術化,享樂主義將欲望變得沒有規定和沒有邊界。因此,一方面要拋棄存在之外的任何根據,另一方面要給存在自身建立根據;同時,一方面要讓技術改變和改善我們的生存,另一方面要讓人和萬物自在自得;如其所是,一方面要使欲望不斷解放自己,另一方面卻不要讓它成為貪欲。這些精辟的言論和中肯的論斷,無不閃爍著創造性智慧的光彩。

“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彭富春以他的新的理論建樹,豐碩的理論研究成果,去激發當代中國漢語思想的建立,并試圖對于世界思想有所貢獻。彭富春認為:“國學是重建民族精神的多種資源之一,它的啟示作用不能夸大。國學解決不了中國當代面臨的一切問題,但能提供一種方式,啟發人們思考。”我們每一位國學研究者和愛好者,都應當有這種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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